当前位置:与法同行
论法律效果社会效果良性互动
作者:研究室 加入时间:2018-09-28 11:45:26.0 发布人:0 点击数:1348
论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审判效果的良性互动 
 
 
(一)司法理念的含义 从“理念”这一基本概念的理解出发,所谓司法理念,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对司法的认识、观念和信念,或价值观。是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也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或文化传统)对司法的功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笼统地说,一切在现代社会得到法律职业共同体认可的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动的指导思想及价值观念,都可以统称司法理念,比如审判独立、程序正义等。尽管现代司法理念是一个含义不确切的概念,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法学理论的发展,仍为我们对现代司法理念的讨论提供了基础。从现实的角度看,现代司法理念导入司法活动的过程实质上是司法改革的过程,是抑制现有司法制度弊端的过程。 (二)司法理念与司法能力的关系 现代司法理念本身即是司法能力的一部分。任何一种司法行为都渗透着相应的理念,不同的司法理念会产生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司法行为,从而表现为不同的司法能力。司法能力的因素涵盖多个方面,司法理念则是各个因素的理论抽象和总体概括。适应时代的要求,现代司法理念能否树立也是司法能力高低的一种体现,而现代司法理念一经建树又必然会推动司法能力的提高 。 (三)实现三种效果的良性互动是现代司法理念的需求 十几年来,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都为中国的司法改革描绘了几多宏伟蓝图,但在现实中却举步维艰。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倡导和呼吁的诸如司法独立、被动、中立、消极、终局等理念在审判实践中难以得到完整和完美的体现。虽然这些发轫于西方的司法理念,已经数百年的实践检验而一直未见衰落。作为法律人我们应当看到上述司法理念的孕育土壤是西方而非中国,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对本土资源的探索和研究,甚至脱离中国当前的实际去构筑理想模式。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为某一国人民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国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国的话,只是非常凑巧的事。法律应该同已建立或将要建立的政体性质和原则有关系。”可以想见,英格兰的法官们很难明白“秋菊”的苦衷所在,中国的法官们也可能对“辛普森”的逍遥法外不可思议。 作为生长在中国的法官,应当了解中国的法律问题,解决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产生的也许在英美法系根本不可能发生的纠纷。 中国社会有着传统的法律文化,中国民众有着独特的法律意识,与西方司法理念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例如,在“法律事实”和“案件事实”相冲突时极力推崇法官对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在实体公正和程序价值的冲突中更加看重实体公正。在中国的现代司法理念中,“司法为民”是最核心、最根本的理念,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在司法领域的必然要求。三种效果的良性互动恰恰也是这种要求的体现。 面对基层法官所处的特殊的社会背景,法官更多的是了解当地的社会习惯、道德水准和舆论、价值观和习俗等社会规范,了解当地的社会发展情况以及他们的社会组织、行为方式等特殊的信息,在司法过程中,一方面应大力提倡法官树立现实社会需要的现代司法理念及行为方式,谨言慎行,在一定意义上做“孤独”的裁判者;另一方面,又要体现司法的亲和力和社会性。让民众感受到法院和法官代表了民意,体恤了民情。具体言之,应为民众参与司法提供途径,完善陪审制度;强调司法的开放性、公开性,进一步落实公开审判制度,让民众不仅看到实际结果上的公正,而且知晓公正是如何实现的;在司法程序中注重调解方式的运用,做到案结事了。通过社会化的举措,让基层法院的法官深深根植于社会,体现出民主。而高级法院的法官则更多地担负着统一法律、形成判例乃至规则(司法解释)的重要使命,他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国家的政策、社会的发展和法理的精神以及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和社会政策等方面的学识和思辩的能力。 三、审判实践中法官个体司法能力提高之路径 法官的司法能力集中表现为法官运用法律解决和处理各种案件的能力,能力的高低同审判效率和审判效果紧密相连。我国传统的法文化强调遵循礼教,提倡“无诉”“息讼”,造成人们历来“忍诉”“厌讼”的心理,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打官司。一旦诉至法院,法官的裁判稍有不妥,就有可能激化矛盾,对当事人造成难以磨灭的影响。甚至法官不经意间一句生硬的话,一个冷漠的表情,都会伤害对法院的感情,乃至对法律的信赖与期待。因此,提高法官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的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官的司法能力同其他部门的职业能力一样,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深入地实践才能不断提高。笔者认为法官个体应着重培养以下几方面能力及意识: (一)牢固树立程序公正意识 据报载,在轰动一时的微软诉讼案中,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推翻了地区法官杰克逊做出的将微软一分为二的判决,将微软垄断案发回重审,并命令由另外一名法官代替杰克逊,来担任此案的主审法官。判决说:“由于杰克逊法官同外界进行了法律不允许的接触,比如,同媒体进行秘密谈话,在法庭外公开对微软做出了许多攻击性的评论,因此给人带来一种对微软持有偏见的印象,因此我们决定撤换他,以进行补救。” “程序公正是看得见的公正”。可以说,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在这次判决中并未就案件的实体进行审查,他们的判决理由即杰克逊法官的不恰当行为属于案件审理中的程序问题。与实体正义一样,程序正义是每一个法治国家严格遵守的规则。所谓程序正义,是指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如果在此过程中有违反法定程序的事实或者嫌疑,这种办案结果就不可信,应当予以撤销。 英国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但要伸张,而且必须眼见着被伸张”。还有一个西方法官提出:我希望能够有效、有序地主持庭审,使其不但成为一个能够做出公正判决的法庭,同时也能让所有出庭的人感受到客观和公正。这些表述与我们当前提出的“以公开促公正”大体是一致的,都强调了司法程序公开的重要性。通过公开,当事人(甚至全社会)可以看见在诉讼过程中法官是否严格遵守程序法的规定,是否不偏不倚保持中立,是否平等地重视双方当事人的主张、举证、质证、辩论,裁判的形成是否完全是受当事人上述努力的影响而非法外势力干预的结果,这些内容实际上就是程序是否公正的标准,这种标准是客观的,并且能被当事人感受到。 近年来,随着我国立法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司法制度改革进程的不断加快,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法律界的重视。以前我们片面强调实体公正,轻视程序公正,就是因为忽视了当事人在追求实体公正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和艰辛,仿佛公正的结果是法官给予的,而不是当事人争取的,事实证明,法官武断给予的“公正”当事人并不领情。当前居高不下的上诉、申请再审而最后又得到维持的案件很大一部分就是原审裁判“重实体轻程序”造成的。审判工作中应当重视程序的价值,否则,当事人将通过不断的上诉、申请再审来请求上级法院对其在诉讼中所作的努力给予更充分的关注,以期求得更满意的诉讼效果。这样的上诉、申诉显然不能一概归责于当事人的无知和多事。这种结果的反复出现必然会动摇我们本不牢固的司法权威。现在的部分法官似乎忽视了当事人这种权利的苏醒,转而抱怨现在当事人的息诉服判工作难做,却忘了检讨其审判过程中程序是否公正。 (二)提高适用法律的能力,尤其用好自由裁量权 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并非天马行空地任意挥洒,必须要遵循相应的规则—依法裁判。依法裁判市是法官裁判每个案件必须遵循的原则。法官运用法律,不是简单地机械地适用法条,而是要对法律条文充分理解,即要从立法的原意、立法精神、法理关系来理解法律条文。作为一名法官在法律知识足够丰富的情况下,能否准确选择适合具体案件的法律条文,本身就是司法能力高低的一种表现。 由于我国尚处于法制社会初期,法律制度特别是民事制度不完善,不系统,欠缺许多重要的法律制度,如物权特别是用益物权制度缺失;法律规范间存在互不协调的现象,即所谓“体系违反” ;现行法律、法规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个别也存在冲突;审判实践中法官们常遇到不知适用何种法律规范或没有现成的规范可供适用的情况,此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弥补这种不足。从法律原则的选择到举证责任的分配,从证据的举证、质证再到证据的分析与认定,无不体现着法官的理念与能力。法官在审判工作中应不断思索和总结工作中遇到的案件类型,通过对现有法律、法规的理解、掌握并结合具体案情,从最能体现我国司法精神、最利于我国经济发展需要、最能弘扬社会公平正义、最利于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等角度来选择法律规范、适用法律原则,使裁判效果符合社会群众的价值评断标准,使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起来。 我国不认可判例的法律渊源地位,但在法律漏洞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应当以判例、学说加强对法律漏洞的指引,防止因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不当行使造成法律安全性价值的损害和司法的腐败。在审判实践中一些比较典型的判例对各级法院的裁判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是否应选定判例的发布机关以及选定哪些部门作为判例的选定发布机关,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王利明教授认为,判例应主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但也不排除各级法院发布具有指导性作用或者法制宣传作用的案例。 笔者作为基层法院的法官切身感受到,在案件的裁判过程中,报纸、法学杂志等刊物刊载的案例对法官们判案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为了更好发挥判例对我国审判实践的指导作用,建议判例的发布机关应限定为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内部,应设立专门的判例选定与发布机构,但选定和发布的判例来源应不限于最高人民法院,应涵盖各级法院的各种类型案件。这样既保证了发布主体的一元性,判例发布的统一性,案件来源的广泛性,又能为审判实践中法官判案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三)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能力 裁判文书是由各级人民法院制作的官方文件,是法官结案后的成果,也是当事人从法院讨得的“说法”。长期以来,我们的裁判文书千案一面,缺乏认证断理,看不出判决结果的形成过程,说服力不强。这样的裁判文书即使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没有错误,有时也不能说服当事人,往往造成一些当事人缠讼,未能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强调法官在裁判中充分说理,既是法官应尽的义务,也是社会监督法官的有效方式,有助于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保障裁判的公正,并促进裁判的执行。” 。 定纷止争、化解矛盾是法官的责任。“辨法析理,胜败皆服”是案件当事人对优秀法官宋鱼水的评价。“胜负皆服”是“辨法析理”的结果,惟有“胜负皆服”才能达到司法公正所追求的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社会目的。我们强调法官判案要说理,其意义正在于此,它不仅仅是对法官职业道德与职业素养的考量,更是法官对社会所承担的一份责任。判决书和裁定书是人民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体现,是司法公正的最终载体。它不仅应当在结论上体现人民法院裁判的公正,而且应当通过透彻的说理使当事人知道、理解该裁判为什么是公正的 。 裁判文书中应贯彻以人为本之观念。在裁判文书的制作过程中,当事人的思想,明确的诉讼请求及反驳辩论观点在裁判文书中当有所反映;有诉讼代理人的案件,特别是代理律师的代理词或法律意见书,其内容应当体现在裁判文书之中。在裁判文书中法官应从法理、从现行的法律规定上对诉、辩各方提出的证据、主张及适用法律的意见作出公正的综合评定。同时说理要依据事实,事实来源于证据。故在查明事实部分一定要写明当事人列举了哪些证据,哪些不予认定,哪些予以认定。要写清楚证据的认证、质证过程。审判实践中,每个案件都有一定的特点,说理时也理当围绕个案争执焦点进行。法官通过正反说理,通过充分的论证将“纸面上的法律”变为解决现实纠纷的“活法”,使案件当事人赢也赢得清清楚楚,输也输得明明白白。 (四)加大案件的调解、和解力度。 在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经历了四个阶段:从用足用活调解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到片面强调以调为主,从《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规定“着重调解”,到《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确立自愿合法的调解原则。在当前的审判模式下现在调解和判决不再有主次之分,对案件(特别是民事案件)而言,调解和判决都是一种结案方式。我国的传统的诉讼文化价值取向以“和谐” 的精神,“无讼” 理想为总原则,并追求社会秩序的稳定,案件的调解、和解符合我国法律文化传统需求。审判中不难发现调解与判决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一是调解的结案速度快、文书制作简单,可以为缩短审判周期、提高办案效率;二是调解完全依当事人的处分权进行,不需要法官作出艰难的判断,更不可能被提起上诉,诉讼风险小;三是调解协议系各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自觉履行的概率较高,可以缓解“执行难”的局面。因此,法官一定要重视并发扬这一“东方经验”,尽量让当事人和解、息诉。在调解案件时,法官除了必须遵循自愿、合法这两大原则外,其他均可以灵活地进行。在调解时可以穷尽一切合法手段,比如“循循善诱法”、“利用亲戚调解法”、“衡平法”、“对比法”等都可以适用,但是要特别注意行使释明权,以减少社会公众的误解和质疑。比如:当给付方承诺给付的数额远远高于请求方实际损失数额时,法官必须要向给付方释明其承诺已超标,同时告知其超标给付也是合法的。总之,法官要尽量通过调解或促成当事人和解的形式解决纷争,以避免径行判决带来的不稳定因素或其他负面影响。但同时法官也要将某些利益悬殊较大的和解、调解后果提前告知当事人,以避免当事人在结案后又以对调解协议有重大误解或协议显示公平为由再次挑起诉讼或上访告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论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审判效果的良性互动 
 
http://www.21cs.cn    2005-11-29 15:27:00    中国法院网  
加强司法能力建设,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的先进性,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赋予人民法院新的历史使命。研究、实践、丰富和发展司法能力建设这一历史课题,对于做好新形势下的人民法院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何谓司法能力?专家学者对此各有所表。笔者认为,司法能力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司法能力包括构成国家司法机器的所有司法主体的综合能力。其司法主体不仅包括行使公权力的公、检、法机关,而且包括其中所有个体成员,即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狭义的司法能力专指人民法院及人民法官的司法能力。本文仅就狭义的司法能力及其建设的相关问题进行阐述。人民法院的司法能力,是指人民法院在党的领导下,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依法独立审判职责,依照科学的现代司法理念,遵循司法审判工作规律,依照法律规定,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在全社会促进公平正义的水平和能力。 而法官的司法能力,是指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应当具有的认识、了解、分析、解决或确认与法律关系密切的事实纠纷的基本素质和基本能力,集中表现为法官运用法律解决和处理各种案件的能力。司法能力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司法道德、司法品格、司法方法、司法环境、司法效率、司法质量、司法效果等均属于这一范畴.人民法院增强司法能力应以“司法为民”为基点。 人民法院的司法能力是法官群体司法能力的综合反映,不是法官个体能力的简单相加。因此,要实现和完成人民法院的历史使命,必须以先进的司法理念为先导,注重加强法官司法能力建设,同时必须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司法能力建设的方向和要求,提高人民法院整体的司法能力和水平,尤其要注重法官个体司法能力的提高。 一、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审判效果辨析 当前实务界比较关注的是审判要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审判实践中如何理解和贯彻“审判工作要坚持两个效果的统一”命题,是司法能力高低的表现之一。 作为2003年法制焦点事件的刘涌案已经降下帷幕,刘涌作为此年度中国最有影响的公共人物之一,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虽不流芳却能“不朽”,该案件的几次戏剧性反复以及反复后国内民众的反映,可以窥见在民众意识中法的正义价值仍然根深蒂固。可见,一个正确的裁判,既要得到当事人的认同和执行,充分体现人民法院审判的法律效果和作用,同时更应当得到整个社会的公认,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这两个效果的统一是人民法院审判案件所应当追求的终极目标和境界。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审判效果在理论上是有机统一的。 (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对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确切含义,理论界及实务界存在不同的认识 。 从法理学角度,孙国华认为,“法的实现的效果,或简称为法的效果,是法律规范的要求在社会中实现的状况,即社会关系被法律调整就绪的状况,有的学者将此称作法的实效” 。从法社会学角度阐释这一概念,朱景文认为“法律效果,指法律或判决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影响,衡量法律效果如何看法律作用的结果能否达到法律的预期目标。” 。在行为学概念中,效果是一种状态,是指法的行为规则在社会中为人们所遵守、适用和执行的状态 。可见,法律效果就是法在社会中运作所产生的社会现实状况和社会现实效应,也是法律作为一种规范,期待和要求社会应当达到的一种预期状态。社会效果是指人民法院通过裁判具体案件的审判活动,使法的本质特征得以体现,使法律、法规规范社会行为的功能和法的秩序、自由、正义、效益等法的基本价值得以实现的过程。审判的社会效果强调的是法律对社会的一种规范作用,审判结果能否得到社会的公认。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是对立统一的。 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层面上来考察,审判的法律效果更注重于法律对具体行为的约束,更拘泥于法律条文本身的意义,更侧重于运用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即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来推断当事人所争议的法律事实,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和矛盾。审判的社会效果侧重于运用法的正义价值,来判断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实现法的秩序、自由和效益。它更重视司法的社会意义和目的。为了实现法律的社会效果,法官往往需要运用哲学的方法(即辩证思维的方法)来推断当事人所争议的法律事实,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和矛盾。 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虽然从表面上看各有侧重,但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统一的。法律是一个个具体的条文,人们的行为都应当按照这一个个条文来行事,否则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对人们一个个具体的行为进行制裁和约束的过程和作用就是审判的法律效果。但法律是整个社会意识的体现,法律对个体行为的制裁和约束作用也就是整个社会对这种制裁和约束作用的一种认同。任何一个“两个效果”相背离的裁判,都将是错误的裁判。法官的职责就是运用才能和智慧把两者有效地统一起来,使自己所裁判的案件既能得到当事人的认可,更能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同。 虽然在一个健全的法制社会里,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通常是和谐统一的。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审判实践中,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也存在着重大差别。一方面,法律效果是人类法律文明成果的结晶,代表着社会的法制水平和法律认识能力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以法律制度为基础的法律效果隐含着与社会效果不平衡发展的现实可能。这种危险在潜移默化地破坏着法治的基础,侵蚀着法治的权威。虽然社会效果可以被视为法律效果的外在体现形式,也可以被视为法律效果追求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效果除了对法律价值的追求之外,还包括人们对其他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的评价标准。人们对公正理解的出发点不同,很容易让二者陷入矛盾和冲突。 法律是稳定的,社会是发展的。科恩明确地指出:“生活需要法律具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本质,即稳定性或确定和灵活性;需要前者,以使人的事业不致被疑虑和不稳定所损害;需要后者,以免生活受过去的束缚” 。 法律与社会的这种互动,决定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从法律产生之初就有一定的距离,就象经济社会中的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一样,时刻处在不断的整合状态。法律与社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法律对社会关系只是一般调整,而不是具体调整。法律既不可能无所不包,立法者也不可能预见到一切可能事情,还有成文法的滞后等等,使得任何法律都存在缺漏和盲区,不可避免地,法律在反映社会关系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应注意和纠正这样两种倾向:一是只讲法律适应社会,不讲法律的稳定性,二是只讲忠于法律,不顾社会对法律的发展要求。前者产生的是法律虚无主义,后者产生的是法律教条主义。我们要使法律和社会相互协调起来,借用京特·雅科布斯教授的话就是要建立“作为规范性相互理解的社会”。在“规范性相互理解的社会”,法律要理解社会的更高需求,社会要理解法律的规范性特质。前一理解要求司法者向社会解释法律的适用和运用自由裁量衡平纷争,后一理解要求社会理解法律是一种程序,是一种规则,没有规则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社会如果没有一定的共同规则,就会冲突不断,陷于崩溃。 (二)法律效果与审判效果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理想效果的实现有赖于执法。司法审判既是一种执法,也是一种对执法、守法的监督。执法产生的审判效果是一种现实的社会现象,从这一点上说,审判效果是现实的社会效果的一种。 同时,作为法律的执行,更确切地说是法律的实现方式的审判,追求的效果当然是与法律效果一致的,审判效果就是法律效果在社会实践中的实际状况,就是把法律预期的理想效果变成实践的过程。审判效果既是法律效果,又是社会效果的特质,使审判效果能够体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或者冲突。所以,司法审判的现实运作可以拉大或缩小两个效果之间的距离。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以及如何统一的命题,应当由审判的实践来回答。 (三)审判效果与社会效果 审判活动是法官对个案的法律适用,法官所追求的是对个案的公正、具体、明确、可执行的裁判。由于法律本身的确定性不可能同蕴含纠纷的社会关系一一对应,这就造成了法律和法律适用的矛盾。在社会价值与法律价值冲突时,片面追求审判的法律效果,机械套用法律规则,有时会得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裁判结果。 由此,产生了如何评价审判效果的问题。审判效果作为法律效果的实现结果,是社会的客观存在,因此审判效果也是社会效果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社会效果一般来说不是衡量审判效果良莠的标尺。因为,社会效果本质上是利己的,按照有利于自己的眼光来评价事物的有用性、事件的好坏、乃至公平不公平。而审判依据的法律,没有地域性、部门性、个体性、即时性评价的特点。审判是按照既定法律的标准来裁断社会行为的,因此,适法性才是评价审判的当然标准。 通过以上对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审判效果的辨析,不难看出审判效果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现实载体,是展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平台。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是审判实践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它不仅是一种审判技巧,更重要的是涉及审判理念,关系司法公正。人民法院及我们的人民法官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得出正确的裁判,才能使法治观念在和谐的社会环境中深入人心,更好地贯彻依法治国方略。这是司法能力建设内在的本质要求。为此,在当前我国社会体制转型的新形势下,我们的法官要从我国司法现状的需要出发,树立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司法理念。 二、现代司法理念要求三种效果的和谐统一